摘要：探究民国时期“设计”教育的模式和办学思想，梳理其发展脉络及发生根源，以便整体把握民国“设计”教育的概貌；通过相关文献查阅、对比分析相关教育体制、课程设置及其流变特点，耙梳出民国“设计”教育的教育模式，包含了“专门图案教育”“中等工艺教育”“基础手工教育”以及“业余机构教培等”四种，其办学理念总体上是围绕“商业与实利主义”“美育与国民素养”“西学与传统传承”“变通与资源调适”而构序的思想图谱；民国时期萌发的中国近代设计教育体系沉淀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基础，其积淀如此之深厚，以至于今天回望其教育模式与办学理念，仍然具有独特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民国“设计”；美育；教育模式；办学思想；图案教育；实利主义
20世纪上半叶，西方设计史上的重大运动如装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及其设计教育启蒙包豪斯学校陆续粉墨登场，而东方的中国正处于民国时期，其设计发展实际上和欧美处于同一时代，且根本性的设计驱动力均是面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的商品经济需求而产生，作为各自对所在时空的回应，西方设计界从而展开如包豪斯在内的现代设计教育启蒙运动，而民国时期的中国又在继承清末“癸卯学制”基础之上发展出具有时代特点的图案教育模式萌芽，其内在的驱动和教育机制、思想及其与时代背景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值得探讨。从中国近现代设计史本身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的“设计”教育的特殊性又在于，其时代经济土壤是民族资本主义和殖民地经济与小农经济残留，相比之前的半殖民半封建经济结构去除了大量束缚，也迥异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其政治背景的混乱、国门大开下中外文化的交融更甚于共和国之后，处于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国内地域、文化环境，所以民国时期我国的设计教育呈现了区域聚集、多元并行的场域格局，表现出商业实利、文化美育两大核心驱动价值。酌古御今，殊途同归，彼时设计教育模式、思想与形成机制的规律，于今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设计教育发展仍具有参考价值。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带来了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获得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尤其是纺织、食品等轻型工业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的职业教育需求。与此同时，面对民族资本的扩张和商业的发展，也呈现出新型的设计人员的职业教育需求。人才的匮乏，成为彼时社会的紧迫问题，当时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张謇说“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此外，当时以上海为首的大中城市崛起伴随而来的是市民阶层的壮大，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高涨，带来民国商业广告、漫画、剧台布景等设计业的繁荣。社会思潮上，民国时期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提出了“美育救国”的主张，他在1919年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美术工艺学校”的设想，美育作为民国时期教育的一大核心思想，必定对于近现代设计教育具有深刻影响[1]。民国时期的内忧外患，也触动着知识界、设计界的民族意识，当时的抵制洋货运动和南京政府十多年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这使得当时的设计教育思想，也植入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因素。
那么从上面的简要陈述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驱动因素影响之下因应形成的民国“设计”教育，其内在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思想就必定颇具多元与开放的特征。在彼时新的经济驱动力、精英思潮、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的作用力之下，民国“设计”教育发展的艰辛历程也引人深思。
1 设计界定：泛义性
文中谈到的“设计”教育一词，由于时空的距离导致语义的落差，并不全对应也不可能严格对应民国时期的以“图案”“工艺美术”“实用美术”冠名的教育组织和模式，所以具有泛义性；比如“设计”一词，在中国最初是来自于日文对西方DESIGN的翻译，为“图案”之意[2]。图案传入中国时，图案教育先驱陈之佛给出的定义为“制作用于衣食住行上所必要的物品之时，考案一种适应于物品的形状、模样、色彩，把这个再绘于纸上的就叫图案”，由此看，其亦只能对应今天的产品设计包括工程制图在内的部分内容[3]。日本舶来的“图案”一词，使其成为民国时期“设计”对应西方现代设计的名词，但在其语义上很难说对等。但是，在中国，比“图案”概念历史更久的还有“工艺”一词，在中国历史上的“工艺”源于“百工”之说，指的是百工的技艺之意，近代所谈的“工艺教育”或“手工教育”，又带有了“为振兴实业”是面对近现代工商业发展而面向中、低等教育群体和社会群体进行职业训练的内涵，从今天的设计语义去考察来看，又对应了今天设计教育中的大量工科、实习性质的内容，其当然就也要包括在文章所谈设计教育的范畴之中。此外，民国时期因市民阶层消费需求形成的所谓“商业美术”及其随之而来的各种组织的培训，其成果，实际上也涵盖了今天的视觉传达、产品设计部分功能，也包含在今天的设计教育概念范畴内。
教育模式是在一般的人类活动进程中，在教育思想、理论的组织下逐步建立的固定的教育活动的结构框架，是教育活动的标准样式。首先，文章对于教育模式的展开，依据在于教育模式的常规分析范式，结合对民国教育不同层次教学模式的区分，将每个层次以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两方面来分类阐述[4]。其次，办学思想，可以经由两处析出：一即当时创办各大专科学校教学的基本文字资料和教育界相关人士的谈话及时兴的社会思潮；二则是随着教学实践的不断进行，对于教学方针和内容所作的修改与相应介入的社会评价，亦为当时设计教育办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文章对于这些思想，主要进行求同弃异的取舍，总结为几大理念，在这几大理念派生的目标下，形成了民国“设计”教育的教育模式。
2 教育模式：多样性
首先，民国的“设计”教育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多样性的，这是在面对民国时期的复杂社会经济环境，行业组织、政府部门、各界人士的交互作用下，各方做出选择形成的民国“设计”教育发展的半规划半自发性的秩序。基本形成了四种教育格局，其一，以专门院校为中心的图案教育；其二，承袭旧式、洋式学堂的工艺教育；其三，逐渐普及开来的手工教育；其四，以行业公司、社区学校、画会组织为主力的业余机构教培，四者对应不同的社会需求层级、施加于不同的教育受众，展开教育，共同组成民国“设计”教育的全貌。
2.1专门图案教育
按照雷圭元所述，图案教育在民国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民国七年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成立到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为初创时期，成立之初，便设立了图案科系，是中国图案教育的开端；1928年北伐之后，林风眠南下杭州开创杭州国立艺专，并设立图案系，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在湖南沅陵合并，此为发展时期；1938年至1947年，因抗战原因，图案人才集中于川蜀西南等地，此时的图案教育，以四川省技艺专科学校为首，为“移植时期”——“由北而南，由南而西南，散布移植，培养人才不下千人”[5]。
总览三个时期的设计教育模式，第一教育制度方面，各个阶段的代表性院校均有不同的特点，总体来说，教育制度上具有以下几个关键特点：①划定图案科系。北京美术学校分中等部和高等部，均设图案科。高等部图案科更细分为工艺图案和建筑装饰图案，实际上部分对应今天的产品、室内和环境设计的内容[6]。杭州国立艺专成立起便设立国画、西画、雕塑、图案四系，以及武昌艺专的图案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工艺图案科，新华艺专中的工艺美术系的图案教学等[7]。②分科教学制度。其特色是在第三个阶段，四川省技艺专科学校的一大创举就是开创了艺术设计专业分科教学，设服用、家具、漆工三个专业，后期还在绘画科下设置图画、广告两组，对于图案教育的发展迭代已进入工艺美术教育阶段，具有先导作用[8]30。③倚重实践课程。图案教育在最初，就具有强烈实践性质，这和图案也即设计学科本身的现实性和当时迫切的社会效用需求相关，北京美术专科学校校内设有金工、印刷、陶瓷等实习工厂，教授蜡染、烧瓷、漆画等工艺技法[8]29。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工艺图案科的109个课程单位中，图案实习就占了40单位之多。杭州国立艺专图案系的课程设置是以实习主科与理论副科配套的方式进行教学。实习导向了大量直接的社会实践，艺专与景德镇进行产学合作，制作了许多精美的新型瓷器日用产品。④循序渐进的学制。鉴于图案学科在当时的新学科性质，许多学校开设预科，比如北平艺专学生由中等部升入高等部，全程学习时长达到8年，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杭州艺专建立3年高中部、3年本科部，总学长也达到了6年，学生可以在不同阶段习得不同程度的设计能力。
第二人才培养上，表现出：①外来经验的引入。在教材选用上，早期大部分图案科教学教材如《图案法ABC》《最新图案法》《图案》等，在参考书目中都能看到对《一般图案法》《图案之意匠资料》等日本经典图案科教材的身影，图案学本身，也有很多如黄怀英在内的留日教师，杭州艺专成立后，还有留法归来的刘既漂担任了图案科主任，引入了法国当时美术学院的装饰图案教学体系，从而使得民国时期的图案教学融合东洋、西洋最新的艺术设计内容，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国的图案研究起步并不低。②兴趣、探究式教学。在学术自由的风气和美育新风的影响之下，学校注重激发学生审美兴趣，面对东西艺术的交流，特别注重研究式教学。杭州艺专组建各类艺术研究团体，如实用美学研究会、蒂赛（音译DESIGN）图案社等，开办各种艺术展览会（西湖博览会、上海中法租界的大型师生作品展览），并且发行各类艺术刊物（亚波罗、神车、艺星等）普及艺术、工艺，呼应了当时的美育口号，扩展了学生的眼界。在授课机制上，杭州艺专实行了特色的分组教授制度，形成导师带领学生攻关的探究式教学方式，从基础图案到工艺图案到建筑装饰图案，循序渐进的教学也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不断积累。杭州艺专于此方面领衔，而其他院校亦复如此，如北京美术学校的非学院式教学，注重因才施教，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学分制和选学制，为学生创造了弹性的学习条件。③阶梯式培养目标。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和指导思想，图案教育的培养目标大致为：职业型人才，专业型人才，师范型人才三个层次，职业型人才培养在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阶段比较突出，1941年针对西南地区紧迫的职业人才需求，开设了职业补习班，面对产业状况开设工艺组和商业组。工艺组的课程如工艺流程、设计打样图等，提供熟悉工艺流程的设计师，类似于今天的产品、工业设计；商业组开设的陈列方法和商业图案等则是培养类似于当下视觉传达方向的人才[9]。专业型人才的培养也是各类图案教育学校的重点，比如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的中等部，培养对象便是“为欲从事于美术及美术工艺者”，即美术和艺术专才，和职业人才的区别在于“授以必须之知识技能、并陶冶其品行为目的”其不仅是传授以基本的工艺技能，更多的是从艺理、技理的熏陶入手，形成艺术修养与人文素质的全面提升，具有素质教育意味。最后是师范型人才的培养，比如北京美术学校的图画手工师范科，培养的主要是“专门技术人才和师范学校、中学校之图画手工教员”[10]。阶梯式的培养目标，有利于明确教学任务，同时也满足了社会需求，有利于图案学科的多层次人才体系的健全。
2.2 中等工艺教育
工艺教育是我国近代设计教育最早的一种形式，但是其并不能完全与今天的艺术设计教育划等号，由于其技术特性和相对而言更缺失的艺术、审美思辨特性，应该说其与今天的设计教育在技术、实践方面有高度的重叠。“工艺”一词在各现代行业门类中都能见到，从原料到终成品中的工序流程都可以称为工艺。艺术设计的生产过程大致为构思和造物的过程，而工艺教育的内容只能涵盖造物的部分，所以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艺术设计教育。工艺教育开始于清末鸦片战争后的学堂教育，清末“癸卯学制”更是将这种特色教育形式明确下来，从染织、木工到电器、造船的学科设置基本涵盖了当时有的所有工业种类。同时相当一部分又与艺术设计有密切联系，其中的图稿绘画科，具有重大意义，其表明当时的工艺教育已经深度介入大工业生产中的设计——制作两阶段中的设计阶段，已经是在培养面向近代工业生产的设计师了，民国的工艺教育主要存在于为实利教育而兴办的广大甲、乙种工业学校中。
首先，教育制度。①细致分层、分科。作为面向工业社会输送基础人才的工艺教育，在民国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1913年北洋政府颁布实业学校规程，细分甲乙两种工业学校，甲种工业学校分作金工、窑业、矿业、漆工、图案绘画等十科，乙种工业学校分作金工、木工、藤竹工、漆工等六科，这种安排基本与清末旧制一脉相承[11]。②艺技融合。强调技术教学的同时又融合了与艺术设计密切相关的内容，对于艺术设计概念，并未从主要工艺教学方向中单独罗列出来成体系教学，有比较明显带时代局限性的混沌认知，比如陈之佛回忆其于浙江省立甲种工艺学校机织科，除了学习图画等，还有意匠、图案、原料等课程，涉及平面、立体构造及材质的辨析，并且聘请部分日本教员教学。③分流、渐进学制。普及初小４年，在普及教育年限之上分流出乙种实业学校，高小３年后再二次分流为中学和甲种实业学校，即更高一级的工艺教育，这样的学制也就降低了工艺教育的门槛，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中低层次的人力资源[12]。同时采用了渐进式的学制，最主要的是采用了预科制度，既是对于西方嫁接的大学体系的本土化不足的调和策略，也是对于民国初年中学及基础教育缺乏的一个弥补，更重要的是，为进入工艺设计学科的中学学生积累了足够的知识储备。
其次，人才培养。工艺教育在清末的主要目的，一是为外国传教士提供廉价劳动力生产出口物资，二是作为官府倡导棉织业或者民间妇女补贴家用的教学手段。洋务学堂中开办的军事学堂和专业技术学堂中的工艺教育在民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主体现在各级工业学校的开办上。民国工艺教育在此方面具有以下进步特征：①多层次培养。在1922年新颁布的“壬戌学制”中，职业科的设置提前到了高中阶段，同时民国时期的工艺教育也取消了很多资质限制，社会办学力量活跃，使其存在于很多职业学校之中。②实利主义导向。面向实业和个人谋生需求，比如当时的正则职业学校，开设裁缝、图画、编制、刺绣课程，强调学用一致，教学生产密切结合，培养切合社会实业需要的人才。
2.3 基础手工教育
除了图案教育和工艺教育，民国“设计”教育还承袭清末，开设手工教育教学，1906年两江师范学堂开设的图画手工科，是手工教育在中国的肇端。手工教育承袭清末实利主义和经世致用的思想而流行开来，随之而来的就是，手工教员的匮乏问题越来越明显，很多师范院校为此开设了专门的手工图画师范科，“注重职业手工及图案画法，因现时教授此类科目之教员缺乏，因设此科以造专材”[13]。民国时期手工教育的格局为导向普及教育的手工教育和导向研究型教育的手工教员教育，前者内容繁杂，既有各种绘图性课程，也有金工和木工作业课程，而后者师范教育则更接近综合创造性的、强调技术和表现协同的设计教育。
首先，教育制度。①师范为主，因为手工教育面向的对象是中小学学生，授予基本的工业社会谋生技能的社会功能，内容繁多，其本身不能构成独立专业，所以真正在内容上有一定深度的手工教育，存在于师范院校对于手工教员的教育之中，其中又分为普通师范院校和专科师范院校。②内容充分，教学内容具有衔接性。通常拆开来看为图画、手工两部分，图画方面主要以培养学生的形象观察能力为主，而手工课程在于使学生能够制作一些简易物品，适应生活的需要。令人讶异的是，其图画课程中的“用器画”“几何画”都带有明显而强烈的今天工业设计色彩。而手工课中简单物品的制作，培养了图纸到实物之间的转换能力，也打下了后期高等设计教育的基础。
其次，人才培养。①以中等、初等学堂为平台，普及了大众的设计素养。培养了作为基础的设计教育，图画手工科为后续的设计教育积累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使得每个人都具有了进入高等设计教育的基本素养和同等美术素养，同时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之下，其手工课程提升了学生的生活水平。从社会意义上说，其教育帮助了当时的学生取得适应手工业时代下生存的基本能力。②成体系地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初等设计教育的教师，形成了早期本土基础设计教育的重要力量。
2.4 业余机构教培
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呈现区域的极不平衡的发展状况，而较早的几个通商口岸，则出现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企业集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发展迸发着最新的设计需求，工商业美术蓬勃发展起来。以上海和北京为主的城市中，大量的美术机构和商业公司自行开始了设计人才的培养，作为正规院校的设计教育的有益补充，缘于其所处城市在近代的重要地位，这些工商业美术教培也成为民国时期“设计”教育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首先，教育制度。作为一种教育事实，围绕企业需求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美术教培，本身即是围绕具体需求而设立，最大的特点就是其针对性。比如白鹅画会开设的广告装饰画课程和图案画课程，主要内容为广告画、银幕背景画、物面装饰等等，均是针对当时上海地区工商业实用美术设计的紧缺类型而开设，内容以“广告画牌、照相布景常用的风景、人物写生为主”，不讲课而以先实践后指导的方式来教授，具有速成的性质。再如商务印书馆的设计教育，其教育目标为“提高员工的专业能力”，更好地为社会所服务，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商务印书馆聘请了大量外籍老师，建立了练习生制度培养新进员工，为当时的上海设计界培养了大量的如万籁鸣在内的中坚力量。可以看出，具体的教育体制和课程安排，完全围绕开设机构本身的教学目标需求而定。这样的教育，实效性更强，但较之当时的学校设计教育，则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是面对学校设计教育和社会需求链条缺口的补充。
其次，人才培养。与上述其他三种教育形式不同，民国时期此种形式的业余设计培训，本身即因相应设计人员的匮乏而起，其人才培养目标，基本上也是落脚于将“生手培训成熟手”诸如此类的速成教育，相比起基础的设计职业专门教学和设计美学研究并重的图案教学而言，其缺失而实际上也没必要拥有后者建构性的培养体系和图案思维的研究，而前一半的内容也不够成系统。这种教育相比起工艺教育或者手工教育而言，区别在于更接近于今天所说的设计，其课程的名称舞台布景设计、广告画等等和工艺教育、手工教育中的金工、木工课程的对比，可以看出，其更接近现代设计所能够理解的语境，通过这样的教培，许多青年获得了以本有的自身条件而难以具备的设计进修资本，用一技之长获得在工商业城市中的立身之本。
3 办学思想：实利性
如果以知识体系、行为操作、底层逻辑的复杂程度来说，涉及到主体之间知识传递的设计教育的难度肯定要高于可以作为个体自发行为事实的设计本身。涉及到多个主体的设计教育是存在在于社会语境中的，更不用说民国这种极不稳定的环境中社会思潮语境对于设计教育的建构和规制作用。纵观民国“设计”教育的发展历程，产业需求的引导、主导者的思想、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环境的现实，共同影响了民国时期“设计”的基本水平。总之，民国所建立起来的“设计”教育具有深刻的实利性，对于其各内容的以小见大、连点成面的思想挖掘能更有利帮助我们把握其全貌。
3.1商业与实利主义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资本的商品倾销与日益觉醒的反倾销意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作为其现实情况，结合西方教育观念和已有的教育理念，形成了讲求实用和社会利益的设计教育办学思想。
辛亥革命让旧有的封建上层建筑被破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较大发展，一直到五四运动时期，随“驱除鞑虏”而来的是民族主义情绪弥漫下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繁盛阶段，传统工艺领域在这个阶段也开始出现运用机器生产的状况，如丝织业、陶瓷业等等，传统社会中的师徒裙带无法为社会带来充足且合格的设计师，而方兴未艾的近现代设计教育未能提供足够的设计师供产业使用，此种现象愈发严峻。同时工业生产条件下产品的粗糙简陋、因循守旧也刺激着设计先驱们的神经，站在提升国货竞争能力、抵御外国资本商品倾销的角度，他们认为“要谋美术工艺的改进，使除去因袭固守的恶习，非急于提倡工艺教育不可”，于是对清末的工艺学堂教育的艺术设计改造逐渐受到重视。杜威在1919至1921年的中国之行，使得以其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得到了深刻的理解和传播，其核心在于让教育从传统封建之下解放出来，“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重视学生在参与活动过程中的经验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手工、工艺教育其迎合了同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熟练工人的教育要求，也能使得国民得以自立更生。受到蔡元培、胡适等一众国内教育家的提倡，蔡元培所提“五育”之“实利教育”——“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是为此也，同时其亦继承了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尚实”观念，“就个人言，为补自存力之不足；就国家言，在求国家的富裕”。而在实利教育思潮的影响下，面对经济发展的更直接需求，产生了连接更紧密的职业教育思潮，以黄炎培为代表，提出了“社会化”“科学化”的办学方针，其所谓“社会化”即指一切着重社会需要，人才供需对接，“科学化”则是指因地时制宜，前者显著体现实利主义的办学理念。
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于对于手工教育的重视，不仅将清末存在于部分学校的手工教育扩展普及到全部中小学堂，同时纵向地深入研究教学方法，如商务印书馆的《实用手工参考书》等，而其更近于“利”的表现形式——职业教育思想，则更注重跟新兴工业对接的工艺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的宗旨：“表明艺术进程，研究作业改良，推广产品出路”。其宗旨指向与实业、产品改良密切相关的设计领域。在上述实利主义下的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国民政府兴办甲种工业学校比如金工、木工、电气、染织等，其中各类课程推动工科性设计教育的发展。
3.2美育与国民素养
民国时期以蔡元培为首的社会精英提出的美育思想，和当时盛行的平民教育思潮，共同面对着国民思想仍旧陈腐落后且不适应近代社会的现实情况。落脚于艺术设计本身的知行并重的特性，逐渐形成以设计、艺术教育推进国民素养完备的办学思想。
美育是蔡元培特别谈及的一个教育观念，纵观近代教育史，“美育”概念确实是以蔡元培为民国的首倡。他在五四运动浪潮发展之际，大声疾呼：“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14]。在他的阐释中，五育中的美育和世界观教育是教育中超脱政治而行的，而美育则可以达到世界观教育的至高境界：引人乐观、高超、进取，有助于和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一起，培养新的民主共和时代应有的国民素养，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辛亥以降，全体民众如何从思想上进入新的时代，如何解决“改造国民性”难题，彼时平民教育思潮也逐渐兴起，晏阳初提出：平民教育中的“文艺”（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可以医“愚”（愚、穷、弱、私）。蔡元培指出，美育能“去利害得失之计较……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平民教育和美育的结合，成为当时教育家们解决此问题的一条实践路径。当今的艺术设计既涉及经济等现实因素又涉及艺术等形而上观念，概念本身即跟实利、美育脱不开关系，蔡元培看来，以美育代宗教，可以让国人的思想笼罩在艺术熏陶之下保持纯正，避开流俗沾染，合乎人性发展需求[15]。
作为相比艺术教育来说更具现实性、普及性和实操性的“设计”教育，美育更显著地渗透进入其中方方面面，主要是存在于两种模式之中，即图案教育和手工教育，陈之佛认为图案教育“陶冶精神，启发美感，使人格高尚，藉收改良社会之效；又能培养创作的能力，以促进工艺技能的进步发达”[16]。前半句便点明图案教育中的美育对于国民素养的陶冶作用。杭州国立艺专成立之初，工艺美术学院（初称图案院）即成为其下设四大学院之一。1918年，顾树森在《教育杂志》发表《手工教授革新之研究》谈到“有谓手工能涵养勤俭之美风，陶冶道德之品性；……共同制作物品，得以养成其共同心、责任心及其他诸美德，而为公民教育之基础者”[17]。蔡元培说“手工，实利主义者也，亦可以兴美感”，以手工图画艺术教育培养美感，实践美育，亦成为民国时期手工教育的一大出发点。
3.3西学与传统传承
清末留学潮的结果和民国对外的扩大开放与同期世界上主流设计运动的成就，共同引发了西方设计思想在民国的传播，面对西风东渐而东风趋微的情况，肩负中国文化传承重任的民国学人，尝试在引进西方设计教育成果框架的同时重新发现中国古代美术与工艺，并培养传承古代设计文化的学子，如此自然成为他们重要的办学理念。
民国初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其1912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中谈到，现有教育制度，取法日本较多，此言在设计教育领域可循更明确的例证，如早期的图案教育诸法，基本的教材，来自日本教员如小林信藏的《一般图案法》，第一批在北京艺专中教学的教员如韩子极、焦自严、黄怀英等也是由日本留学归来。随着时间推移和“二十一条”导致的反日潮的兴起，美国、法国的教育思想和设计教育体系传入我国，以杭州艺专的刘既漂、雷圭元等人为代表，将法国的装饰风格带入我国，西湖博览会中的十多座展览馆与巴黎1925年举办的国际装饰艺术博览会有颇多相似之处；而北部的北京艺专也逐渐迎来李有行、庞薰琴等留法的新鲜血液，“开始以西洋之写生便化法及构图法传授，北平艺专之图案学生乃接受欧洲大陆气氛，而踏上新途”[18]28。在工艺教育中，美国的工科类设计教学在手工教育的老牌院校两江师范学堂的“工艺专修科”的投影画、应用图画学、模型制造法、工程图等课程安排中显得尤为突出。面对西学的流行，民国的学者们在经历了全盘否定传统的偏激误区之后，慢慢回归到理性倡导的道路上来，传统学人“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传承任务及外国侵略激起的国族认同促使着他们逐渐转而发掘传统优秀艺术设计资源，从而传承民族精神，鲁迅谈到“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艺术的作用更在于体现文化，辅翼道德，救援经济，在众多图案教育体系的课程中，均有关于传统美术、图案工艺的课程，具体到设计教育的先驱们，则颇多人曾思考过如何利用西方传入的图案方法来考究中国古代艺术。
早在杭州艺专期间，陈之佛“重视民族民间遗产，在继承中发展传统图案，反对洋化和复古”的主张。庞薰琹也非常重视中国传统图案的巨大成就，他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图案的成就甚大。似乎没有一个民族可在这一方面与中国相比的”[19]。在抗战期间，庞薰琹为躲避战乱，来到昆明。自从留法回国后，庞薰琹就想逐步地利用图案的的方法去改造当下的产品和环境，发掘民族元素[20]。1939年，庞薰琹在西南地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图案和中国历代装饰图案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从传统图案出发，设计了一整套生活用品，格调高雅，令人耐看。而面对民族图案消亡而西方图案广泛流行的现状，雷圭元感叹道：“……由洋商、买办提倡，从沿海一带流播到其它各大城市中，从建筑到室内布置，从吃的到穿的，都弄得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对民族形式是一个极大讽刺，极大的侮辱”[18]76。到了抗战时期，民族性的彰显在设计教育中就越来越突出，四川省技艺专科学校在自己的教学原则中提到“顾及发扬民族性”，并且着重强调了开设漆工科目，保存民族工艺。
3.4变通与资源调适
在一个政治经济局势并不长期稳定并且刚进入现代设计产生土壤——工业社会没多久的民国，设计教育面临了课程混乱、就业压力、地域失衡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需求，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先驱们适当地做出了各种修正，其中不乏超前的大胆创新，也呈现出早期设计教育发展中办学理念的富有生机的弹性特征和包容精神。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早年的图案教育课程相对混乱，比如在北京美术学校当时的课程安排中，就一门图案实习课而言，既包含平面又包含立体图案，既教授工艺图案又教授建筑图案，就整个课程体系来说，实习课又过多而理论课程过少，有重实践而轻理论的风气。这种情况在后面的四川省技艺专科学校中要好得多，在那里，将各专业共同性的基础训练集合到一块，而各个专业的课程以其特性和要求严格区分开来，比如建筑的就归建筑，平面就归平面，提升了授课效率，同时将课程分为专业理论、设计和实习课程，确保了比例均衡。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虽有所发展，终归还是败于连年战乱导致的商业凋敝，毕业生就业困难——“受图案教育者，三十年中不下千人，都因出路尚未大通，改业者比比皆是”[13]86。同时，国内企业受限于经济实力和传统观念，轻视设计工作，导致即使有绘图员的需求，也只在于需要其模仿外国日用品设计的最新图案而已，无创造可言，时有评论说“在此时国内缺乏研究图案之处所，少有研究图案之专家，所谓工艺美术者，无论其制品如何精巧，大都缺少美的价值，此于展览会中，殆不能无冷淡之感也”[21]。
面对这种情况，很多院校做出了调适，有的将本来的图案教育转向了手工师范类教育，上海美专工艺图案科成立不久即撤销，集中力量进行手工师范培养，有的压缩艺术设计教育的规模，富余的教学资源用于扩充纯艺术性教育，例如四川省技艺专科学校1941年改为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将原设服用、家具、漆工三科合并为应用艺术科，同时增设绘画、建筑、音乐等科，以求扩宽学生就业出路，这些问题和先驱们所作的调整一方面表达出面对现实问题所呈现出的灵活与包容性，同时也侧面反映出社会困境对早期设计教育发展的重重阻碍。
4 结语
民国“设计”教育是在教育模式上形成了以专门学校、综合学府为主的图案教育，以工业学校为主的工艺教育，以大量的中小学堂和师范学校为主的手工教育，和围绕企业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展开的业余设计培训。在办学理念上，民国的“设计”教育则是以经济需求和国家发展为视角提出的实利主义观念，以国民素养培育和教育责任出发而提出的美感教育，以民国学者士人的身份话语而提出的中西融合观念和针对现实考量而做出灵活调适糅合而成的整体观念，以共时性的方式呈现我们今天所见的民国“设计”教育的包容和多元面貌。
站在纵向视角来看，相比清末滥觞的还不能对等于“设计”的笼统的工艺教育，民国的“设计”教育则更多的具有选择和引进的痕迹，愈发全面，包括图案、实用美术、工艺美术等新词汇及其概念的阐述，表明设计教育已经从清末的被动、缓慢触生到达了快速、野蛮生长的阶段，不仅包括清末已有的工艺教育在新型的甲乙种工业学校、职业学校中的完善与提高，同时清末两江师范学堂的手工图画课在民国时期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与发展，而最进步之处在于，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和现代设计教育最接近的图案教育、工艺美术教育，初步自发在全社会建立起比较完备多层次的设计教育体系。虽经历战乱而被破坏颇多，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其不乏为可喜的时代进步。站在横向视角来看，民国的开放，促进了思想观念的中西碰撞融合，上至杭州艺专、北平艺专的专门院校下至内地的陶瓷、纺织工艺学堂，都尝试着引进了西方或日本近代设计教育内容和国际接轨，同时也注重利用最新的研究教学方法探讨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并且在教学方法的研究上也屡获硕果。在后期的如四川艺专中出现一些分专业类教学的大胆创新，这一切也是破除封建思想压迫后，资产阶级兼容并包、开放自由的办学思想的成果，总体上呈现出各层协同多元的进步发展态势。
民国“设计”教育的发展向我们昭示着设计教育的早期阶段由点及面、由浅及深的普遍发展规律，先驱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尝试，奋力求新，以笔作尺、以纸为疆，以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为地基，摸索描绘出中国设计教育的大致蓝本，也掀起了中国近现代设计意义上的第一波发展高潮，这个时期发展的工艺教育、工艺美术教育理念、方法等至少在建国后仍贯彻实施了30年之久。这一时期产生的诸多设计人才，也成为建国后各级学校和相关部门的骨干，参与现代中国的设计教育及体系建设，惠泽后人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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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 卫1 方志豪2（湖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湖南 长沙410012）
简介
吴卫（1967～），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委员、湖南省设计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视觉传达理论及应用研究、非遗数字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研究和包装设计及应用研究。
方志豪（1998～），男，湖南岳阳人，现为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级研究生，主修视觉传达设计与理论研究。通讯地址：湖南师范大学德智园二栋宿舍，410006。TEL：1821639593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研究（1911—2011）”（项目编号：21BG120）阶段性研究成果。
Research on the “design” education mode and school running though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u Wei1, Fang Zhihao2（College of fine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2）
Abstract:Explore the mode and school running thought of “design”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ort out its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origin, so as to grasp the general picture of “design”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a whole; Based 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educational system, curriculum and its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the educational model of “design”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sorted out, including “special pattern education”, “secondary technology education”, “basic manual education” and “amateur institut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general, its school running philosophy is an ideological map structured around “capital and materialism”,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national literacy”, “Western learning and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flexibility and resource adjustment”; The Chinese modern design education system sprouted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deposited a lot of valuabl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ts accumulation is so deep that looking back at its education mode and school running concept today, it still has unique academic reference value.
Key word: “Desig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esthetic education; Education mode; School running thought; Pattern education; utilitarian doctrine